王珂 日本神戶大學國際文化學研究科
我的報告想要探討的是，近代以來民主主義為什麼未能在中國扎根的問題？
我的結論是因為中國產生了強烈的民族主義，而民族主義又在文化精英和政治精英的加工下被視為王一種絕對的價值，因此壓住了民主主義。這一點我們通過今天中國的社會現狀也可以進行體會，而1919年中大量知識精英的轉向，即由追求德先生而轉向愛國主義，就是中國近代史上出現過這種以民族主義壓倒民主主義的傾向的開始。新文化運動旗手之一的陳獨秀的思想轉向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但是從陳獨秀的例子中又可以看出，五四中的政治精英看待民族主義，與其說是作為一種思想，還不如說是做為一種動員民眾的政治工具。但政治精英們的作為動員民眾的政治工具的民族主義，無疑是以一般民眾和青年學生們認同作為思想的民族主義為前提的。所以，我們在談論民族主義時，既要分清「做為一種動員民眾的政治工具」、「作為思想的民族主義」這兩種民族主義的區別，又要看到二者的內在聯繫。在五四時期，當年文化和政治精英們認識到可以將民族主義從發現革命正當性的途徑轉變為一個動員和影響整個社會的工具，民族主義因此成為中國社會的主流聲音，也成為一個絕對價值，五四也因此成為近代中國歷史進程的分水嶺。
但是這就出現了一個更需要我們考慮的問題：即對於近代中國來說，作為思想的民族主義何以會產生如此強大的感染力和如此頑強的生命力？而我們發現，恰恰是通過對民族主義與民主主義二者性質之間的比較才能夠有效地回答這個問題。簡單說來，就是民主主義的本質是個人主義，而「民族主義」的本質是集體主義。秦代以來一直生活在中央集權制中的中國人似乎更喜歡集體主義，這也就是為什麼反省傳統文化對個人人格之閹割的新文化運動一直沒有形成聲勢的原因。意識看到了只一點，蘇俄才有了接近中國政治勢力的機會。
但是對於中國社會來說，民族主義也是一種全新的思想，它為什麼能夠如此受到青睞呢？原因就是因為近代中國思想家們認識民族主義的途徑，在他們的思想場中，近代中國的民族主義被培養為一種「屈辱型的民族主義」。這個途徑就是將民族主義與「中華民族論」連在了一起：因為發明了「中華民族論」這樣一種「國家民族主義」(Nationalism)，將「民族」與「國家」合二為一，因此讓許多歷史事件都可以造成「亡國」與「滅種」的雙重屈辱的效果，把自己落後的責任推卸給他人，讓帶有復仇心理的「中華民族國家思想」成為了一種春秋大義，民族主義因此得以在中國成為一個絕對的價值。
因為時間問題，這裡主要分析這種披上中華民族論外衣的民族主義是如何被變成一種春秋大義和絕對價值的。
先把結論提出來，我認為是通過三條途徑或是三種手法：
1，通過漢字「民族」、「民族主義」和「民族國家」閹割nation，nationalism和nation state中原來所具有的民主、自由、平等、人權等普世價值，而代以將「中華民族」「中華民族國家」粉飾為終極的價值。這點主要是通過日本學習到的。
2，通過「被選擇的精神創傷」和「被選擇的榮光」，虛構出巨大的「民族」剪刀差，培養「屈辱型的民族主義」。將所有的歷史都變成一種民族的歷史，將所有的不幸的歷史都變為民族的屈辱史，其中包括製造民族大屠殺，製造「亡國」與「滅種」的雙重屈辱感和危機感等。
3，利用了人類把安全作為最基本需求的特性，誇大敵人的野蠻、狠毒，甚至通過不惜製造假想敵，也要把敵人說成是無時無刻不在，將自己的處境說成是永遠都是危機四伏，而不敢脫離集體去追求個人獨立人格。關於這種手法，最能說明問題的就是那句天天讓人唱誦的「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
1，通過漢字「民族」、「民族主義」和「民族國家」閹割nation，nationalism和nation state中原來所具有的民主、自由、平等、人權等普世價值，
梁啟超當年無疑是從反對專制的角度出發而導入「民族」概念的，他所想像的「民族」，事實上是作為構成nation state主體的作為獨立個人的國民。而追求國家主權掌握在屬於該國的大多數人民手中的政治共同體的思潮和運動，就是nationalism。換言之，nationalism在本質上是一種民主主義思想。我們當然可以從這個意義上去理解梁啓超為什麼既提倡普世價值，又提倡民族主義(nationalism)的原因，因為二者的實質都是讓人民真正成為國家的主權者。
但是由於當時大多身處於日本，包括梁啓超在內的思想家們只能通過近代日本的和製漢詞對此進行演繹。近代日本將nation譯為民族、nationalism譯為民族主義、nation state譯為民族國家，是出於通過天皇制虛構出一個含括所有日本國民在內的血緣共同體，對明治維新之前處於封建制狀態的日本社會進行統合的需要。而在日又在野的近代中國的思想家們卻通過和製漢詞「民族」二字所表達出的血緣共同體的元素，「發現」了清王朝的專制體制屬於「民族」壓迫的性質，提出了民族革命甚至是種族革命的口號。
按照和製漢詞的「民族」去追求去nation思想家們，因此把原本是為了實現國民主權，保證民主、自由、平等、人權等普世價值而追求的nation state，當成了一個由單一民族構成的nation state。而建設一個由「漢族」單獨建立（民國以後變為在將其他民族同化為漢人的基礎上而建立）起來的「中華民族」國家，被看成為在中國實現國民主權和普世價值的唯一途徑。原本為民主主義性質的nationalism，就這樣在近代中國被偷梁換柱，變成了一個「民族」至上的主義。
當時在野的漢人革命家思想家們為了從「滿清」手中奪回對中國的統治正當性而發明的「中華民族」，事實上是一個比「日本民族」還要嚴格的定義。它通過漢字「中」所表達的地域概念，「華」所表達的文明形式，「族」所表達的血緣關係的三重元素證明「漢」（「民」）為什麼是一個必須具有自己的國家的集團（「民族」），說明漢人根據什麼標準區別他者、尋找敵人，說明為什麼「滿」是一個不能與「漢」成為同一種nation的「異類」。
事實上，nation和漢字表達的「民族」根本就是兩種不同的概念，兩者具有不同的構成原理：一個是以國民主權為核心而成立的國家和人民之間的契約關係，一個則是講究秩序的血緣的關係。但是20世紀以來的「中華民族」話語，閹割了以實現國民主權為目標的nationalism的本性，辛亥革命時期以來按照「中華民族」的規模所追求的「中華民族國家」並無要求nation state所追求的民主、自由、平等、人權等普世價值。可悲的是，只能通過漢字接受新思想的中國人，很少有人意識到近代中國民族主義對nationalism的閹割和歪曲。這讓近代中國的政治家們得以大力宣揚「中華民族」的利益就是終極的價值。
2，250年前的「民族」大屠殺——「被選擇的精神創傷」
這種否定國民主權，否定民主、自由、平等、人權等普世價值，背離了nation state性質的「中華民族」論之所以能夠橫行於近代中國，是因為「中華民族」論虛構出了一個巨大的「民族」剪刀差。
剪刀的一個刃面是強調「中華民族」為一個具有輝煌歷史的偉大民族集團，另一個刃面是強調受到了來自「滿清」的深重的民族壓迫和殘酷的民族鎮壓。這個巨大的剪刀差，讓漢人有了民族的恐懼感、羞恥感和失落感，因此誘發了他們同意成為「中華民族」的一員以取得安全的保障和通過「民族」的渠道進行復仇的慾望。
很多研究者已經注意到了革命派在發動革命時巧妙地利用了250年前的大屠殺來鼓動「民族」仇恨的事實。這些關於大屠殺的描述具有同一種傾向，就是對各場大屠殺的持續時間和被屠殺人數進行最大限度的誇張。
但是這些描述有一個往往被人忽視的特點：它們都有意避開了在這些「民族的」大屠殺中降清的明朝軍隊和明軍將領所扮演的不光彩角色。事實上，揚州大屠殺，嘉定三屠，江陰大屠殺，南昌大屠殺的主角都是降清明將。於是有研究者認為『揚州十日記』和『嘉定屠城紀略』是「偽書」，還有人認為是經過革命派的加工用來鼓動「排滿」的宣傳品。
Zygmunt Bauman的『大屠殺與現代性』一書關於大屠殺與種族主義思想之間關係的分析，可讓我們從中可以悟出革命家們之所以熱衷於認定「民族」大屠殺的原因。「在一個宣稱自己有著強大的訓導和文化同化力量的社會裡，卻有種族主義者剝離出某一族群的人們。（認定）這是一個通過任何爭論或教育手段都無法改造（因此也無法有效地教化），並因而必定永久保持他們異質性的群體。」也就是說，不論當年清軍實行的大屠殺是否帶有民族屠殺的性質，清末的革命家們之所以熱衷於將這些250年前的事件裝扮為「民族的」大屠殺，很有可能就是為了強調「滿清」是一個永遠無法被中華文化所同化的異類的民族集團。
清末革命家關於明末清初的「民族」大屠殺的描寫，除了誇大殘酷性之外，還有一個在歷史的脈絡上進行描寫的特點，目的在於通過比較證明它是歷史上最為殘酷的民族屠殺。但是後人是無法知道滿清對中國的佔領和統治政策的殘酷程度就一定是超過了元遼金的。這種選擇性地強調滿清之殘酷野蠻的手法，讓我們想到了美國社會心理學家Vamik D.Volkan所提出的「被選擇的精神創傷」（selected trauma）的概念。
Vamik D.Volkan認為，「對於過去的祖先遭遇的慘禍的集體記憶」是一種「被選擇的精神創傷」。有研究者發現，因為是「被（受傷害所）選擇」的，所以這些「精神創傷」是無法與他者所共有的。由於對這種「精神創傷」的執著，受害者心中已經形成了一個完全拒絕他者的自我的故事。也就是說，對於熱衷於某種「精神創傷」的人，他並不在乎這個故事的真實性.因為對他來說，重要的是一群人共有這個只有他們自己才能夠相信的故事就可以了。Vamik D.Volkan一針見血地指出，這種後天的「被選擇的精神創傷」，其實是具有現實的意義：「之所以是『被選擇的』，就是基於這樣一個事實：通過對祖先所受精神創傷的記憶的世代傳遞，一個大集團在無意識中形成了自己的共同認同」。
也就是說，很多人以為再次發現「大屠殺」的目的就是為了發現仇恨。其實植入仇恨只是手段而非最終的目的，利用歷史製造「被共有的被害妄想」的更深層的目的在於製造新的集體意識。
「一個給大集團的所有成員或者大部分成員直接帶來深刻屈辱感的慘禍，可以影響到讓個人的心理和集團的心理緊密地結合在一起。因為這樣的事件，能夠讓全體成員形成共同的心理表象。這種心理表象，是一個集與事件有關的全體成員所共有的感情、認識、幻想、解釋，以及逝去的領導人的形象於一體的複合體」。就這樣，民族革命家們通過發現民族大屠殺，不僅奪取了對「民族」的領導權，也獲得了發動「民族革命」的正當性和使用「反革命」的話語權。
除了「被選擇的精神創傷」之外，「被選擇的榮光」與「被選擇的精神創傷」同樣，也是以製造他者、製造敵人為出發點的。Vamik D.Volkan注意到，「被選擇的榮光常常作為提高集團自尊心的手段而得到復活」。也就是說，「被選擇的榮光」其實就是作為集團所嘗受的失落和屈辱的參照值而出現的。這一點可以通過中日兩國20世紀初流行的民族西來說可以得到證明，此處省略不談。
「亡国」與「滅種」——想像的「民族」敵人
為了強化被害者意識，「中華民族」論是通過「亡國」和「滅種」的兩個層次來控訴漢族是如何飽受滿清摧殘的。
1901年發表的被認為是秦力山執筆的「中国滅亡論」和「亡国論」等文章，已經將「中国」的亡国與「漢族」的滅種聯繫到了一起。
事實上，在整個清代中漢族人口不僅沒有減少，反而大增。中國著名人口史學者姜濤根據對各種文獻以及先行研究的考證，得出1650年（順治7年）前後中國人口為0.8億至1.0億左右，而1885年前後為4億人的結論。孫中山雖然日後大談清王朝帶來的的亡國滅種，但他在1894年在「上李鴻章書」中卻談到：「蓋今日之中國已大有人滿為患矣，其勢已岌岌不可終日。」
那麼，所謂「滅種」之說由何而來呢？
1905年汪精衛「民族的国民」對「亡國」和「滅種」做出了具體的闡釋，並由此斷定滿清為「亡國滅種之寇仇」：「以一王室僕一王室謂之易姓，以一國家踣一國家謂之亡國，以一種族克一種族謂之滅種。」事實上，許多民族主義的思想家只是從文化的角度將「亡国」解讀為「亡種」。「今雖国亡種奴，然北方蛮族，終不能沒我固有之文明」。
革命家口中的「滅種」，其實是通過文化的篡奪和同化，因而使漢族無法保持獨特的文化特徵，因此喪失獨自的（區別於統治者的）民族意識。但是「滅種」是比「亡国」令漢族更加難以忍受的恥辱，是因為具有「悠久歴史」和「優秀文明」的漢族卻被一個野蛮民族集團剝奪了中華文化的話語權。
赤裸裸的文化歧視之所以能夠成為近代中國民族主義的一個重要特點,因為這種文化差異、尤其是所謂文明水平高的漢族遭到了文明程度低的滿清之欺凌的話語，更能夠激化漢族的被害者意識。
在革命家筆下，不僅滿清的形象是野蠻殘忍嗜血成性，歸順滿清的象徵符號「薙髪」更成為受到了奇恥大辱的不可磨滅的民族記憶：「髪匠荷擔於市，標其幟曰：『奉旨剃頭』，逢人則強薙之。而吾輩同胞之祖先，平生未經此創，一旦去此，則腦膜無所遮護，或為薄寒之所中，或為疾風之所侵，頃刻而死者，蓋不可以數計，其他刀痕，隱隱膚破血流者，更不知幾何矣。」這種關於所受恥辱的民族記憶，顯然都帶著誇張，其中甚至不乏自虐的成分。
再造大屠殺的集體記憶想像出窮凶極惡的「民族」敵人，「被選擇的精神創傷」強化了被害者意識和「民族」的仇恨，更加強調「滅種」的威脅是因為它直接關係到了「民族」的生存。這樣一遍又一遍對「民族」意義的宣傳逐漸打磨去了中國民眾對具有個人人格的nation的嚮往，讓他們不得不相信nation state的內容就是成就為「民族」的一員，最終淡忘了nationalism追求民主、自由、平等、人權的初衷。
3，永恆的「最危險」：「無敵國外患者國恆亡」的政治心理學
亞伯拉罕・馬斯洛認為，人類的一切行為都有其動機（motivation），這些動機來自人類的基本需要。「人類的基本需要組成了一個相對優勢（prepotency）的層次」，其中對安全的需要是生理需要之外人類最基本的需要（need）。清朝末年革命家們所提出的「中華民族」論之所以能夠對漢族的民眾產生魅力，不得不承認是因為「中華民族」論利用了人類最基本的心理，即出於對暴力的恐懼而產生的對安全的渴求。
革命家們發現，只有按照置之死地而後生的邏輯，再造「民族」大屠殺的集體記憶、再造「被選擇的精神創傷」、再造「滅種」的威脅，民族主義才能夠對民眾產生魅力，讓漢族的民眾有了自願成為「民族」一員的合理的「動機」。對於這一點，孫中山也毫不避諱：「我們今天要恢復民族的地位，便先要恢復民族的精神，我們想要恢復民族的精神，要有兩個條件：第一個條件，是要我們知道現在是處於極危險的地位。第二個條件，是我們既然知道了處於很危險的地位，便要善用中國固有的團體，像家族團體和宗族團體，大家聯合起來，成一個大國族團體，結成了國族團體，有了四萬萬人的大力量，共同去奮鬪，無論我們民族是處於什麼地位，都可以恢復起來。」
在這裡我們有必要再次想起革命派在「革命」階段通過各種手段極力強調滿清為「異族」的事實，因為它可以解釋人類出於對安全的訴求為什麼能夠變為自願成為一個民族的成員的動機。法國猶太籍社會心理學者A・梅米（Albert Memmi）在其名著『種族主義』中提出了「異類恐懼」（social/cultural hetero-phobia）的概念，並注意到人類的恐懼發生於感知到了自己與對方之間存在差異之時。
「恐懼培養恐懼，攻擊繁殖攻擊。這種種族歧視的觀點，就是一種自我正當化的工具。雖然是一個令人憎惡的工具，但可成為凝固集體，讚美集體特徵，並以此為標準侮辱其他集團的工具。所以，民族主義能夠隨時隨地輕易地變身為排外主義、即中傷和攻擊其他民族的工具，並不是一件偶然的事情。」
A・梅米的「異類恐懼」理論不僅解釋了人類何以能夠放棄對民主的追求而去趨同民族主義，同時也揭示了民族主義何以具有攻擊性和暴力傾向的內在原因。正因為如此，無論是提出「需要層次論」的馬斯洛還是提出「異類恐懼」概念的梅米，都注意到對安全的需求和對異類的恐懼這些人類的基本心理可能會淪落為專制政治的工具。馬斯洛認為人類在安全受到威脅時的恐懼可能招致產生獨裁統治者，從此我們也可以看出近代以來中國的統治者為什麼鐘愛民族主義。
因為人類對於安全的渴望是由「巨大的、心理上的威脅」所引發的：「這些威脅存在於一個被認為是敵對的、勢不可擋的、充滿著威脅的世界之中。因此這種人的一舉一動都表現得好像每時每刻都會有大難臨頭，也就是說，他隨時都好像是在對危急情況作出反應。他的安全需要往往有著獨特的表達方式，往往會尋求以為保護人，或者一位可以依賴的更強大的人，或許是一位搞獨裁的『元首』。」人類對安全的需求，甚至能夠讓人類願意付出失去民主、自由、平等、人權的代價，這無疑是一黨獨裁的政權所夢寐以求的狀態。所以，他們也就非常積極地把宣傳人類安全受到著威脅來作為證明其獨裁統治正當性的工具。
可以看出，雖然一方面「中華民族」論的卻利用了出於對暴力的恐懼而產生的對安全的渴求這一人類最基本的心理，但另一方面，革命家固執於「被選擇的精神創傷」、包括製造「民族」大屠殺的集體記憶和強調「滅種」之災的真實用意，卻是在於讓民眾產生對安全的需要，從而正當化自己的行為。二者的完美結合，也讓革命家們對民族主義欲罷不能，即使「革命」成功之後的歷代政權，也依然不肯放棄民族主義這個能夠將民眾與自己綁架在同一輛戰車上的工具。
然而要想借「民族」之名將民眾與自己綁架在同一輛戰車上，卻是要以「民族」敵人的存在為前提的。正如Vamik D.Volkan所指出的那樣，「互相敵對的雙方之所以互相憎惡，是因為從心理學上來說人類需要敵人」。孫中山顯然懂得如何利用人類的這種心理：「我們現在所處的地位是生死關頭，在這個生死關頭須要避禍求福，避死求生。要怎麼能夠避禍求福、避死求生呢？……古人說：「無敵國外患者國恆亡」，又說：「多難可以興邦」，這兩句話完全是心理作用。……我們要恢復民族主義，就要自己心理中知道現在中國是多難的境地，是不得了的時代，那末已經失去了的民族主義，才可以圖恢復。」
事實上，孫中山一生不斷地發出警告，告訴民眾（民國建立前是漢族、民國建立後是所有中國人）處於一種危機狀態之中，由於敵人的存在而出現的精神緊張狀態之所以有利於政治運作，因為比起追求自由、平等的獨立人格來，處於恐懼狀態中的人們更願意成為共同體—「中華民族」的一員。
即使在「革命」成功之後，包括孫中山在內，歷代政權都沒有忘記強調「中華民族」一直處於「最危險的時候」。但與民國之前相比，此時孫中山筆下的「民族」敵人無疑都是一些「假想敵」。然而當年的「滿清」何嘗不是他們加工出來的「民族」假想敵呢？可見，只要發動宣傳機器，即使是「假想敵」也能夠誘發出民眾的精神緊張狀態。所幸的是，1930年代發生的日本侵略戰爭，又為「被選擇的精神創傷」提供了無窮的資源。
我們看到，即使戰後已經很久，中國的政權也依然願意帶領「中華民族」繼續扮演着一個被害者的角色。因為從本質上來說被害者意識是一種將失敗的責任推給他人的心理行為。而「被選擇的精神創傷」就是建立在被害者意識的基礎上，它一方面可以讓人們不忘對暴力的恐懼而產生對安全的渴求，另一方面可以利用民眾對安全的需要，成為自稱為「被害者」的為政者對自己的行為進行正當化，甚至掩蓋其失政的手段。這也是戰後取得了政權的為政者之所以一直都在指導尋找民族的「假想敵」，不斷慫恿民族主義思潮的原因所在。
結語
不得不承認，在辛亥革命時期的「中華民族」論中，民族革命家們為了正當化其推翻清王朝的行為，精緻地使用了「被選擇的精神創傷」。他們通過製造「民族」大屠殺的集體記憶和強調「滅種」之災誘發了人們對暴力的恐懼而產生的對安全的渴求這一人類最基本的心理，這也是讓民族主義在更加認同集體主義的中國社會中獲得民眾認同的重要原因之一。然而，中國近代的民族主義是建立在否定人權高於國權、否定自由平等人權等近代國民國家思想的基礎之上的，這讓中國近代以來的為政者都十分青睞以「中華民族」論為代表的民族主義，因為它給統治者提供了借「民族」「愛國」之名行滅民主主義之實的最好口實，所以他們要求人民每天都要复誦：「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在一個甚至無法分清country（國土、故鄉）和state（國家機器）的國度，本來應該追求民主主義體制的nationalism，就這樣被改造成了否定國民主權，否定普世價值，甚至接納政治獨裁體制的「民族國家」的工具。這讓我們想起馬斯洛的一句話：「在存在著對法律、秩序、社會權威的真實威脅的社會環境中，對安全的需要可能會變得非常緊迫。混亂或極端的威脅會導致大部分人出現退化現象：從高級需要向更加急迫的安全需要退化。一個常見、幾乎是預料之中的反應，是更容易接受獨裁或軍事統治。」
儘管日本成為當代中國民族主義取之不盡的ATM（現金提款機）,事實上二戰之後日本社會中，「日本民族」已經不再是一個政治正確的話語，除了反思性質的學術論文中之外，日本社會中甚至很難看到「日本民族」一詞。這說明日本人已經看到了鼓吹血緣共同體的和製漢詞「民族」事實上具有抵制國民主權，抵制民主、自由、平等、人權等普世價值的性質。名符其實的nation state的nation不是「民族」，也不是「國家」，而是肯定國民主權，遵守民主、自由、平等、人權等普世價值的「國民」。與當代中國不肯（？）使用「國民」一詞形成鮮明的對比，日本天皇和政治家們幾乎天天使用「國民」（nation）一詞來證明日本是一個主權在民的近代國家的事實。
戰後日本之所以能夠迅速擺脫民族主義的束縛而實現民主主義，固然最初有受到美國佔領的影響，但是最主要的原因還是在於日本社會本來就缺乏用來支撐民族主義的國家至上的集體主義思想傳統。與中國人盲目吹捧日本的明治維新不同，明治維新無疑在關於官制、法制、身份制、地方行政、金融、流通、經濟、產業、教育、文化、外交、軍事、宗教、思想的政策上做出了巨大的近代化改革，但是戰後日本人同樣對明治維新所帶來的負的遺產、包括與日本最後走向侵略戰爭之間的關係都有很多的反省。2018年是明治維新200週年，日本NHK專門製作的大河歷史連續劇卻是紀念在明治初年即向明治政府舉起反旗的西鄉隆盛。
事實上，由於皇統的分裂，從源賴朝被天皇封為「征夷大將軍」設立「鎌倉幕府」的1192年開始，直到「江戶幕府」在「倒幕運動」中結束的1867年之間，日本處於實行封建制度的武家政權時代中。日本歷史學界將設立「鎌倉幕府」的1192年視為日本中世的開始，在這個時期裡，武士階級通過軍事力量爭奪控制權，勝者在形式上受到天皇任命為征夷大將軍設立幕府，組織武士階級的聯合政府，對武士階級按照其各自實力進行封建制的分權統治。而失去權力的天皇，只是掌管社稷祭祀，成為一個權威的象徵。在由1603年3月24日德川家康被任命為征夷大將軍設立江戶幕府，到將政權交還給明治天皇的1868年10月23日的江戶幕府時代，由於實行分權統治的幕府實力越來越大，促進了日本各地文化的大繁榮（町人文化）。因此，日本學界比照歐洲的文藝復興，在歷史時代劃分上將這個時代稱為日本的近世。由於長期實行封建制，那時的「國」就是藩，分屬各個藩的武士階層所忠於的對象就是藩主大名，日本各個藩的居民之間並沒有一個統一的日本國家概念和日本國民意識，當然更沒有同屬一個日本民族的願望。這是日本國民在戰後能夠很快拋棄集體主義、軍國主義思想意識的社會基礎。
2019年恰值日本憲制成立130週年，日本反省明治維新為日本所帶來的負的遺產的聲浪再次興起。明治日本對「國家」的定義、對「主權」的強調也成為懷疑的對象，人們又一次從構造上全面深刻地剖析著明治維新初期的「大政奉還」、「王政復古」、「祭政一致」、「天皇親政」、「國體論」（中華民族論と國族論的來源）等一系列恢復君主政體、製造日本民族意識的政策，為何最終導致了日本自食發動侵略戰爭惡果。毫無疑問，日本學界的理性和警惕，也是日本社會能夠擺脫民族主義桎梏的理由之一。
相比之下，中國自秦代以來就一直實行中央集權制，權利與權威不分、「祭政一致」的政體被維持至今，由於沒有真正實行過地方分權的封建制，所以很多日本學者堅持認為中國沒有經歷過可能產生文藝復興的近世。換言之，就是中國缺乏支撐打破集體主義的歷史文化傳統，有很多日本學者認為這正是中國遲遲無法進入近代社會的主要原因。恰似要去證實這些日本學者的論斷，在今天的中國，究竟有多少「學者」在按照愛國主義的主旋律在鼓吹和煽動著民族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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